1931年，日本在沈阳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悍然侵占东北三省，暴露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。当时驻沈阳日军不足2万，而中国东北军关内外总兵力达26万之众，兵力对比10:1。若奋起抗击，纵使一人一脚也足以将侵略者驱逐出境。然而蒋介石集团却推行“不抵抗政策”，竟公然宣称：“如今我国命运、民族存亡皆操于日人之手，丝毫不能自主……日本欲令我何时亡，便何时亡。”
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，率东北军退入关内。当吴佩孚抵达北平时，张学良亲赴车站迎接，不料遭吴佩孚当面怒斥：“为何不抗击日寇！”张学良垂首辩解：“实力不济。”吴佩孚厉声驳斥：“数十万大军敌不过数万之众，纵使十余万人撒泡尿也能将倭寇冲回东瀛！”张学良顿时面红耳赤，无言以对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，国民党当局却始终消极应对。1936年5月13日，救国会“七君子”遭逮捕，苏州地方法院庭审沈钧儒时，法官竟质问：“尔等主张抗日，岂不知此乃共产党之主张？”沈钧儒义正辞严：“举国皆知抗日，共产党亦知抗日，唯诸君竟不知耶？”法官顿时语塞，面红耳赤，狼狈不堪。
展开剩余67%蒋介石及其亲信大肆鼓吹“抗日三日亡国论”。蒋声称：“吾人枪械、火炮、教育训练、机器工厂皆不如人，凭何与日作战？若执意抵抗，最多三日必致亡国。”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参谋总长何应钦亦附和道：“日本工业实力悬殊，若不抵抗尚可苟延数日。”
1932年“一二八”事变爆发，日军进犯上海，十九路军奋起展开淞沪抗战。值此危难之际，蒋介石仍执意推行“剿共大业”。当被问及为何不调兵增援时，军政部竟称：“此役纯属外交纠纷，‘剿赤’部队岂能轻动？此犹割肉补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致使前线将士连手榴弹都严重短缺，不得不用罐头盒赶制“土炸弹”御敌。而坚决抗日的蒋光鼐、蔡廷锴竟被嘲讽为“哗众取宠”。
1933年3月12日，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战役中杀得日军闻风丧胆，捷报传来举国振奋。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响彻神州，各大报刊争相报道。桂系要员黄绍竑却大泼冷水：“为何不宣传正规军新式武器，反要鼓吹大刀队？”报社直言相告：“正规军无所建树，唯大刀队可歌可泣！”
1935年，何香凝托人带给蒋介石一件女子衣裙，并附诗《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》：“枉自称男儿，甘受倭奴气。不战送山河，万世同羞耻。吾侪妇女们，愿往沙场死。将我巾帼裳，换你征衣去。”欲以激将法促蒋抗日，奈何蒋介石仍执迷不悟。
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前夜，日寇在华北蠢蠢欲动，平津局势岌岌可危。当时学界悲鸣“华北虽大，竟容不下一张安静书桌！”南京政府官员却充耳不闻，反要民众“捐款献机为委员长祝寿”，美其名曰“祝寿抗日”。
1936年12月7日，张学良再度苦谏蒋介石废止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蒋闻言勃然大怒，拍案厉喝：“尔等年少无知，受共产党蛊惑犹不自知！纵使毙我于当场，剿共大业绝不停歇！”二人激烈争执，不欢而散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蒋介石方在庐山发表抗战讲话，声称：“今已到最后关头，唯有牺牲到底，决不放弃寸土主权……”台下东北军将领当即质问：“早些年为何不战？”蒋顿时窘迫难言。
虽则“庐山讲话”标榜抗日，然世人皆知其此前真实面目。文人胡健作诗讽之：“溽暑匡卢盛会开，八方名士溯江来。吾家博士真豪健，慷慨陈词又一回。”胡适更以俚语相讥：“哪有猫儿不叫春？哪有蝉儿不鸣夏？哪有蛤蟆不夜鸣？哪有先生不说话？”据说蒋介石见之亦莞尔，其笑容背后尴尬，唯有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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